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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大胜信誉网站」《改变中国》出版,经济学家讲述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

「八大胜信誉网站」《改变中国》出版,经济学家讲述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

八大胜信誉网站,《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张军著,上海人民出版社

回顾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有太多精彩纷呈的故事、筚路蓝缕的人物和引人入胜的问题。到底有哪些关键事件影响了改革进程?有哪些重要人物曾为改革献计献策?在改革的政策制定和地方的自发性变革中,蕴含了哪些经济学原理?在世纪文景最新出版的《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中,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院长张军教授结合个人的实际经历、见闻与专业研究,带领读者重返改革现场,在对改革那些年的关键人物与事件的生动感知与理解中,把握中国改革的思想资源,起航改革的未来。

张军

改革初期,面对物价上涨的现实情况,价格改革应该如何推进?如何能把价格改革对社会方方面面的利益的影响降到最低限度?在此背景下,1984年9月,在浙江莫干山召开了史称“莫干山会议”的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研讨会,该会议面向全国征文,收到1300份投稿,最后选定了其中120篇,年轻的经济学者们分成七个组,挑灯夜战,连夜讨论如何从计划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的改革方案。其中讨论和争论最为激烈的就是价格组。双轨制成为后来莫干山会议就价格改革所形成的思路。而莫干山会议也因为经济学家们对价格改革的争论而名扬四海。

再如1985年9月2—8日的巴山轮会议,中外30多位经济学家共同乘坐一艘从武汉开往重庆的邮轮“巴山号”,激辩通货膨胀问题,其中中方最年长的经济学家是薛暮桥先生,时年81岁,最年轻的参会者是郭树清,当时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读书;又如1994年8月23—26日,国家经贸委与吴敬琏教授主持召开的京伦会议,围绕国有企业改革、建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现代公司治理结构展开研讨,与会经济学家中,有来自芝加哥大学的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还有201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奥利弗·哈特,以及著名经济学家青木昌彦,群星闪耀,而他们在会议上讨论的诸多议题、提出的各种经济学概念,都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制定和制度设计;而在浦东后来居上的开发过程中,复旦大学张薰华教授关于“土地批租”的论文更是为上海推动土地批租试点做出了理论贡献。

40多年来,经济学家们积极传播思想、参与政策讨论、走进真实世界、推进经济研究,即便内部仍有分歧,但是他们一直在跟着经济改革和发展的脉搏而进步。而经由张军教授这部纵论深描中国40年经济改革历程的著作,读者得以在经济学家的身影中,追溯改革源头,梳理改革经验,思考改革的未来。

《改变中国:经济学家的改革记述》(节选)

不为公众所知的改革

文 | 张军

1979年4月,在江苏无锡召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刘国光等老一辈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出席了会议,很多当年参加过这次会议的人都在写文章回忆。这次会议讨论的是按劳分配。但是在这次会议上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关于计划和市场的关系。从1979年开始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老一代的中国经济学界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讨论的题目就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1990年吴敬琏发表了一篇很重要的关于计划和市场关系的文章,但对此仍然是有争议的。一直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后才使这件事情平息,他说计划和市场与制度没有关系,资本主义可以有计划,社会主义可以有市场。

刘国光写过一篇回忆文章,提出中国不能光搞计划,也要有市场。这篇文章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内参上,送到了胡耀邦那里,胡耀邦有一段很长的批示,认为这是思想上很重要的突破。这篇文章也给西方传递了一个很重要的信号——中国开始讲市场了。

市场这个概念提出来后,一直到1984年,在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发表了中国改革的第一份报告《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算正式开始了市场经济改革。邓小平对这份文件的评价非常高,他说这份文件里面讲了老祖宗没有讲的话,有新意。1984年的这份文件是建立在1978—1984年老一代经济学家讨论市场和计划关系基础上的,对计划和市场开始有了一些基本的解放性看法,不那么禁锢在传统教科书的层面上。

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前世界银行驻北京的首席代表林重庚(edwin lim)发表了一篇文章,回忆当年和中国政府官员接触的情况,当时他希望中国能和世界银行建立起联系。1978年前后,他为了这件事情一直在北京奔走,但受到很多限制,他找到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赵人伟。慢慢打开局面后,世界银行主动提出要为中国做一次为期三个月的全面调查,写一份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的报告,给中国政府提供一些重要的决策参考,也可以网罗世界上最好的经济学家到中国来。

1981年的这份报告很成功,1984年邓小平就提出再请世界银行来做一次报告。世界银行对中国经济改革的贡献不仅是组织专家来做调研和写报告,更重要的是1981年世界银行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专家有所接触,开始想到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学家们请到中国来。当年的东欧经济学家也面临帮政府做咨询,研究到底怎么进行改革的问题。但东欧毕竟走在了中国的前列,他们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进行改革,有一些经验。此后,从80年代初开始,他们每年都来中国,那个时候我正好念大学,所以这一段历史我是亲身经历的。东欧的经济学家在中国发表演讲,我们听到这些演讲内容后眼睛都睁大了,因为我们当时在学的都是经典作家的作品:《资本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全集、斯大林的关于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教科书等。所以当时东欧经济学家说的话我们不懂,但是又觉得很科学,让我们耳目一新。

今天大家都知道科尔内(janos kornai)的《短缺经济学》,但当时在大学校园里几乎就只有手抄本,而且是英文版。书的写法、分析的角度完全建立在西方经济学的这一套体系之上,不是传统的斯大林式的语言,比较客观,所以完全影响了中国年轻一代,甚至影响了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目前国内比较活跃的这些经济学家。翻翻20世纪80年代《经济研究》杂志就可以看到,几乎每一期都有年轻人发表的论文,其中必讲科尔内、必讲东欧经济学。

科尔内著《短缺经济学》

世界银行还想帮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培养一些年轻的经济学家,当时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想到派年轻一些的经济学家去西方学习,吴敬琏算是人选之一,当时他还不到50岁,还有黄范章等。吴敬琏后来回忆说,他到耶鲁大学后天天和年轻的学生一起听课。

当然,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世界银行把东欧经济学引入中国,在1982年请了数位在东欧比较知名的经济学家,和中国的经济学家一起在莫干山上召开了一次封闭性的会议。东欧的经济学家和中国本土的经济学家在一起讨论改革的模式、到底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怎么处理、东欧的经验是什么等内容。这次会议的对外报道很少,大家只知道1984年的“莫干山会议”。

因为世界银行的建议,东欧经济学家在20世纪80年代初纷纷访问中国,开始影响中国当时的经济学家。这一批经济学家实际上在八九十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深受东欧的经济学或者经济学家的影响。简单说,就是他们认为中国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要改革,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支持给地方放权让利。中国的改革在20世纪80年代会走上放权让利式的道路,实际上跟当时东欧这一批经济学家在中国的影响力是有关系的。

在20世纪80年代,大多数经济学家讨论改革模式以及如何改革时,基本的思路都是建立在放权或者分权上。80年代很重要的分权就是中央和地方的财政分权,这推动了地方的积极性。加上东欧经济学的影响,当时中国的经济开始有了变化,中央和地方的分权也基本上完成,地方政府有了足够的积极性,这时中国的改革进入了新的阶段。如果说早期是局部的,广东先办特区,安徽小岗村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也被默认了,那么慢慢地,中国经济整体都开始发生变化。但是对中央政府来说仍然面临不清楚改革到底要改成什么样、将来的体制是什么样、我们如何推进市场化的改革等问题。所以亟须中国的经济学家在理论上给出一个方案,告诉中央政府改革应该怎么进行。

1984年以后,中国的经济学家,尤其是年轻一代的经济学家开始积极地参与到对改革目标模式的设计过程当中。今天,很多西方经济学家说中国的改革是自上而下的,没有设计、没有蓝图,走一步算一步。这个评价不完全正确。如果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自发的,广东的崛起也可能是部分设计过,而实际上自1984年开始我们一直在设计。1984年,《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中提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第一步要解决的是价格问题。这就是西方人所说的“要把价格搞对”,因为计划经济把价格搞错了,现在要校正价格。但是价格怎么改呢?当时整个社会都是低工资、低物价。经济学家厉以宁后来说过一句话:中国改革的失败一定是因为价格改革,所以最好先去搞企业的产权改革,特别是企业股份制改革。

但是到底价格改革怎么推进?当时有几个年轻人做价格设计,向苏联、西方学习了一些技术,建立了一个很好的模型来计算怎么调整怎么补贴,我们称之为计算派。这个方案当时拿到中央去讨论,中央不能肯定这种计算方式可信不可信、准不准,也没有明确是否采纳。但是有意思的是,后来有一位领导人表示,可以把这个讨论范围扩大,集思广益,让更多的人能够对价格改革贡献出智慧。后来,《经济学周报》和十几家媒体发起了“全国首届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选择在浙江莫干山召开,这就是“莫干山会议”的由来,时间是1984年9月3-10日。

1984年莫干山会议与会者合影

召开这次会议采取了以文会友的方式,首先是征文,有1300人投稿,最后从中选出120篇,所以有120个代表上山参加了会议。今天,这些人回忆这段历史都激动得不得了,称“上山”是一种光荣,觉得这是历史赋予自己为中国做贡献的机会,所以大家对一些名词的发明权特别敏感。但是不管怎么说,“莫干山会议”上讨论最热门的一个议题是价格。为什么价格变得这么热门?因为有人传递了一个信息,说国务院对当时的价格改革方案不是那么有把握,所以大家就进行了讨论,看有没有更好的方案。这就有了对价格改革不同的看法,从文献披露的信息判断,以张维迎为代表的一批人认为要放开价格,这种言论在当时不怎么受重视,当时张维迎只是一名研究生,被人认为根本不懂中国的事情,只是按照西方教科书提出的方法建议放开对市场进行调节。但是也有人提出“小步快调”,调的幅度小但是速度要快,这就是计算派提出的改革办法,但是他们也知道中央对这个方案不是太有把握。争论了几天几夜,大家都热血沸腾,因为发言的人太多,甚至只能采取挂牌子的方式,把自己的名字挂在自己脖子上发言。

当时中央分管经济的张劲夫前往杭州要听取会议的汇报,于是会议最后形成的报告由当时知道怎么写可以让领导听进去的徐景安完成。但是大家在辩论中认为华生口才比较好,就派了他去汇报。会议中虽然产生了放派和调派两派意见,但在最后的汇报报告中还是确定了一个折中的方案,就是所谓调放结合的“双轨制”。

现在大家争论的焦点是,到底是谁提出了双轨制?有人说是华生,还有人说是张维迎。华生在《21世纪经济报道》上发表文章质疑张维迎,认为他不可能提出价格双轨制的想法,因为张维迎是主张放开价格的。当然,更多人出来支持了华生,因为他们认为起码华生在那次会议中积极主张调放结合的改革方式。另外,浙江大学的罗小朋也发表文章,作为亲身参加了会议的当事人,他说价格双轨制是他提出的,但是他不会去争发明权。

华生说,会议形成的价格方案张劲夫听进去了。因为中央本来就对“小步快调”有顾虑,而市场外的价格要放一点,不要太多,有一个上限可以慢慢涨,计划内的价格不断主动地调,这种调放结合的提法符合当时的心态,所以得到了认同。毕竟计划内的价格本来是低的,慢慢调就会高了;市场外的价格可能是高的,但是随着产品越来越多就会慢慢降低。

1985年国务院发布文件,表示开始在生产资料部门实行调放结合的价格改正,这被认为是在“莫干山会议”中形成的价格双轨制方案被中央采纳了。可是在这个时候,在北京的另外一批经济学家却极力反对这个方案。所以在1985年下半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研究生郭树清、楼继伟、刘吉瑞和在国务院研究机构工作的另外一些人,比如说吴敬琏、李剑阁、周小川也开始做一项研究。他们认为中国的改革不能这样搞,要整体配套,这是一个大系统,不能把价格改了而其他不动,所以他们提出要整体设计才能有效。他们极力主张要放弃双轨制这种使不同体制并存的局部改革的方法,甚至还列举了价格双轨制的八大罪状。在价格双轨制实行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内出现了一个新词,叫“官倒”,北京叫“倒爷”,这些人就是在计划内计划外串轨来获取暴利,批一张条子就可以在市场上赚很多钱,腐败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甚至惊动了中央。设计派提出的整体设计思想引起了中央的关注,但是毕竟国务院已经就价格双轨制发文了,并决定于1985年要进行生产资料的价格改革。

但是到了1986年底,国务院认识到价格双轨制产生了经济混乱,于是决定在1987年采纳整体配套改革的意见,其中生产资料的价格采取主动上调的办法。但是,有意思的是,这个方案没有得到一些部委的支持,最后在北戴河会议上只决定对钢材进行调价试点。据说,当时国务院领导带着国家物价局局长向邓小平汇报,汇报结束之后,邓小平没有对这个方案做出任何直接的评价,反而在说不放权让利,不进行政企分离,改革根本不会成功。这件事对当时的国务院领导触动很大,认为邓小平对这个方案是有保留意见的,是不主张的。所以国务院还是不敢进行整体配套改革,后来连钢铁的调价方案都没有执行。

从“莫干山会议”的价格双轨制方案提出到纳入改革策略来推进,也就是一年多的时间,但是由于“官倒”等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发生了,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价格双轨制作为一个改革方案基本上没有得到执行。但是现在大家仍然会说中国还是存在价格双轨制的现象的,农民在联产承包之后的粮食销售不就存在价格双轨制吗?有国家收购价,还有市场的价格。我们的石油也是这样的情况。其实在1978年、1979年,我们的确在一些生产资料领域(包括煤炭)都有双轨的做法,它是在中国地方上自然形成的。计划放松之后,计划外的价格自然高于计划内的价格,这是一个事实上的双轨价格,因此我们不能完全说这是“莫干山会议”之后才有的新现象;相反,“莫干山会议”上一些年轻学者的价格双轨思想更多的倒是受到了这些来自地方的自然实验的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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